2011年要在稳步增长中倾力发展模式转型，为“十二五”规划启动引领和示范作用。

2011年宏观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积极稳健、审慎灵活。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以及输入性通胀给中国经济带来的隐忧等挑战，表明新的一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将面临复杂形势。把稳定物价水平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等方面的作用，已是2011年宏调指导思路。

　　与此同时，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转型”是2011年经济工作的主题词。“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既要克服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形势，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增长，为发展方式转型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又要呈现出转型的要义，为发展方式转变主线贯穿的“十二五”铺筑基石。

　　2011年1月中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将举办“中国经济年会”，把脉中国与世界经济走势。《瞭望》新闻周刊借机采访国内部分智库的经济研究者，力图勾勒出2011年的经济图景和转型航向。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如下(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尹中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

　　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研究员)

　　陈文玲(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赵晋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首席经济师)

　　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2011年四大不确定性因素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在不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基调下，将货币政策转向“稳健”。这种“一松一稳”的新政策组合，旨在应对2011年复杂的经济局面。但采访中，多位专家认为，四方面不确定性因素仍然是2011年经济发展平稳增长的隐忧。

　　尹中卿分析说，一是中国经济未进入稳定增长良性循环的轨道。近两年来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部分已经到期，尚未到期的也存在效应减弱问题。城乡居民收入短期内难以较大幅度提高，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形成，进一步拓展消费受到制约。民间投资尚未实质性启动，加上地方配套资金筹措困难，政府主导的投资规模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内需增长动力仍处在由政策拉动向自主增长转换的重要关口。

　　张立群也指出，2011年面临投资增速趋降，持续较快增长基础不稳的情况。企业的投资意愿和能力均显不足。其中房地产企业投资潜伏回落风险。非房地产企业面对比较普遍的产能过剩、市场需求前景不确定，以及融资难、行业准入管理等因素制约，投资活动均不够活跃。

　　二是结构性通货膨胀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拉动中国经济回升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同时也对通货膨胀预期奠定了坚实的货币基础。近来，居民必需消费品价格开始上行，全球基础产品的价格上涨也传导到国内，对外依存度高的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上扬。大蒜、绿豆、生姜等轮番涨价，黄金、珠宝、艺术品等狂热炒作。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飙升、居民必需消费品价格上行、输入性通胀，都会导致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通胀势头在2011年却会更加强劲”，王建分析，2010年推动通胀的力量基本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所构成的，而2011年将会从一个力量演变成三个力量，即：食品价格上涨的动力不会消失，由国际价格上涨所形成的输入性通胀和由工资上涨所形成的“工资－物价螺旋”也开始成为新动力，“如果2011年推动通胀的力量由一而三，则当年的通胀率水平将会明显高于2010年，我认为CPI的上涨幅度应该在5%～6%。”

　　在张晓晶看来，2011年最大的困难是控制通货膨胀。他认为流动性方面控制不够，国际上的流动性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目前的很多货币也是被迫增发。再加上成本推动，如资源、能源、生产要素价格上行等，两者会综合到一起，对物价造成较大的压力。

　　三是宏观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减弱。赵晋平认为，尽管2011年作为开局之年，新上项目会相对多一些，但是由于前两年经济一揽子计划的结束，因此，投资主导的动力会减弱，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或者说政策方面的刺激力量会有所减弱。2011年如何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较快增长实际上是一个难点。

　　四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面临空前困难。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个矛盾现象：实体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不足；虚拟经济包括资产市场的主要问题是潜伏着需求过快扩张的风险。二者间的内在联系是，实体经济需求不足推动货币向虚拟经济和资产市场流动，刺激相关需求扩张。

　　因此，张立群指出，与2009年和2010年比较，执行好2011年货币政策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因为既不是单方向扩大货币供给增加贷款，也不是单方向控制货币供给和贷款过快增长，而是要在两者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保持货币供给和贷款合理增长。

　　尽管2010年货币供给量增速降低、新增贷款减少，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发展得到有效控制，但货币供给总量仍然偏多，受货币乘数影响，货币供给量和贷款仍然存在过快增长的可能。同时还面临美元扩发、热钱流入压力加大等因素的影响。

外部风险压力再响警报

　　经济增长除了内部的复杂形势外，外部也面临着巨大压力和风险。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尽管目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回稳迹象，但从一些更重要的经济指标和更深层次的矛盾来看，世界经济回升的基础仍比较脆弱，复苏进程将会复杂曲折，不排除出现世界经济再次动荡的可能。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寻找，也使得国际间的角力越加激烈，部分国家甚至将这种角力由经济传导到了政治上。

　　王建分析认为，2011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一个新的外部危机，2009年三季度以来，美国庞大的“有毒金融资产被美国的政府和金融机构掩盖和冷冻了起来，一旦不得不被解冻，这些有毒资产的处理就会引发新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在他看来，与3年前相比，美国的民用与商业地产价格都已下跌了超过40%，这说明以前的“烂资产”更烂，“毒性”更强了。

　　2010年9月初以来，先是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QE2)”货币政策，接着奥巴马政府又宣布了8500亿的减税计划，在王建看来，这就标志着美国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第二轮“双放松”。

　　按理说如果经济增长仍在复苏轨道，而且愈加强劲的时候，没有必要出台新刺激政策。美国2010年二季度GDP增长1.7%，三季度上升到了2.5%。“目前，国内诸多学者都在研究政策出台后的影响，却很少关注其出台的原因。”王建表示，事实上，美国的政府官员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已经开始为迎接这场新风暴作准备了。

　　“如果美国发生二次探底，全球资产市场会大幅减值，美国的金融机构就不可能成功逃顶。而在目前逼迫美国的金融机构从全球撤资，就会让他们在未来的危机中有更多现金流来应付”，王建说，美国十年期的长期国债利率在上升，出台QE2本想压低利率刺激经济，但实际上没有做到这一点，现在又考虑QE3了，“不仅如此，美国目前还在用非经济手段来驱赶全球资本向美国回流。例如，最近美国在朝鲜半岛局势中态度的突然转变。”

　　“美国在亚洲搞事，实际上与在欧洲搞事都是出自一个目的，就是要封堵国际资本的外流渠道。”在他看来，美国已经成功用主权债务危机搞乱了欧洲的经济，但是2010年三季度以来国际资本流向亚洲的态势凶猛，而亚洲不像欧洲有主权债务的问题可以利用，美国就用国际政治矛盾来制造东亚地区的安全恐慌，从而逼迫国际资本流出，如果欧洲去不了就只能向美国流，“这就可以解释目前美元又呈现强势的原因。目的都是为了在美国即将爆发新危机之前，构筑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资本流向与汇率格局。”

　　对于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尹中卿也认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截至目前，主要经济体金融体系仍有大量坏账尚未核销，全球范围内信贷市场风险溢价仍远高于危机前水平，许多金融机构有大量损失尚未减记，金融领域风险尚未根本消除。美国、欧洲、日本失业率居高难下(都在9%～10%)，企业开工率依然不足。受失业率高企、资产缩水和金融去杠杆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主要经济体消费难以快速增长，全球过剩产能仍未消化。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各国普遍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金融机构救助、失业救济等支出大幅增加，财政收入却由于经济下滑或衰退而锐减，导致许多国家债台高筑，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双双大幅上升，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主权债务风险，甚至出现了财政危机。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针对于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强化，加上非经济干扰因素不断增多，导致我国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热钱”大量流入，外贸恢复不确定因素增多，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王建的判断是，各国为了保出口就必须稳定与美元的汇率，办法就是也与美国同步增发货币，这就是巴西财长所说的“货币战争”。如果世界各国都在增发货币，货币狂潮就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严重通胀。

　   8%策谋“退可守、进可攻”

　　“许多人都持这样一个观点，认为‘十二五’开局之年，是一个大干快上、大涨之年，各地方提出的规划也都很宏伟，但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王建表示，全国大约有22个省的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12%以上，其中9个省是在15%以上，只有6个是在10%以下，但这并不表示一个新的规划期，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投资高潮，“因为配置资源的主体已经由政府转向了市场。”

　　在王建看来，中国经济现在的大背景是过剩，过剩的背景要抑制投资，既要抑制企业投资也要抑制政府的投资。他举例指出，很多地方政府关于“十二五”规划的论证会议都提出要大力发展汽车产业。但近一段时间的汽车产销情况可能只是一个短期现象。到2010年年底，我国的汽车产量达到2000万台，未来三年又将有1300万辆的汽车产能投入进来。总的来看，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消化这些产能。

　　基于2010年出口高增长是恢复性的，不具备可持续性；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存在较大下行可能；2011年国际贸易增幅将明显降低等判断，张立群预测，2011年我国出口增幅可能降至10%左右。

　　祝宝良对投资的判断是高位回落。部分传统制造业产能较大，商品性房地产可能出现观望徘徊而放缓投资进度，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受到规范性要求的约束等因素将影响201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他预计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为20%左右，比2010年回落4个百分点。

　　“如果出口下降，政府投资加不上去，民间投资在过剩背景下继续低迷，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低于2010年的水平，我认为应该还可以保‘八’。”王建说。

　　对于2011年全年的经济形势，迟福林认为，“还是一个稳步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速在8%比较适中。”迟福林分析指出，由于2011年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控制措施，通胀会控制在一定的水平，总体会比往年有所提高，通胀的预期不是3%，也许是4%或4.5%，但会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在经济较快增长中，对通胀预期应该作一个合理的客观的区间的判断，3%这个数字跟现实内外环境的变化有一定距离，物价水平控制在4%左右比较合适。

　　尹中卿进一步分析说，2011年乃至整个“十二五”期间，我国仍具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今后5年，城镇化、工业化的中长期发展动能充足，国内资金相对充裕，宏观调控政策回旋余地较大。

　　张晓晶也持乐观的看法，“2011年经济增长的态势没有太大问题，基本上8%”。他表示，尽管物价、资产价格可能会有较大的影响，但总体而言，经济增长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祝宝良预测认为，GDP增长9.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在4%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与2010年大体相当，国际收支状况有所好转。张立群预测，2011年GDP增长率有低于8%的可能，较2010年降低2个多百分点。若采取相应政策措施，基于我国强大的发展潜力，GDP增长率可能回升到9%左右。

　　开启转型“第一课”

　　转型是2011年经济增长中的要义。常修泽将目前“整体或全方位发展模式转型”定义为第三波转型。他认为这是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社会制度转型”，和始于1978年迄今仍在攻坚的“经济体制转型”之后，又一次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对于2011年，多位受访者表示，转型需要在相关的领域取得突破，需要成为未来几年路径的引领之年。

　　一是在扩内需上加大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和消费政策、社会保障、工资政策等密切相关，后者是扩大内需的着力点。要让消费和出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协同发展。从长期而言，消费的作用会更重要。

　　二是在产业结构上应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目前我国处在工业化中后期，第二产业发展迅速，是拉动经济的重要因素，但增长受到了环境、资源等条件的制约。如果第二产业继续目前的态势发展，能源、资源的不确定性都会带来风险。因此，要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来带动经济增长，二来带动就业增长，再者这一产业对于实现节能减排意义重大。

　　三是经济发展内涵上应由资源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通过科技创新、管理水平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比如，在引进外资方面，多引进高端的制造业和具有高端管理水平的项目，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

　　迟福林则把视角放到了更为具体的领域。他认为，开局之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应出台；随着收入分配制度出台，垄断行业领域改革与调控措施也要出来；财政税收制度要作调整；城乡统筹方面，户籍制度应有新进展。

　　张晓晶表示，转型需要体现在调结构方面有一些起色。一是价格改革。无论是资源、能源价格还是劳动力价格都回归市场；二是财税改革，包括增值税调整、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调整、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上缴利润比例调整以及与节能减排有关的财税调整等；三是政绩考核应有新的提法，不能完全走GDP考核的老路，需要增加社会指标，如教育、医疗、和谐状况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指标。

　　虽然受访专家心目中突破的具体领域不尽相同，但扩大内需是共识。总体来看，2011年会在投资、消费、出口逐步求得平衡的同时，提升消费的势头。迟福林指出，中国一定要由出口转向内需主导，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从2011年看，内需肯定会比以往有所提升。

　　破解内需不振从多方面解决。比如消费预期，这就牵涉到公共服务问题，公共投入得加大，消费主导并不是没有投入，相反，教育、医疗、文化都要有较大投入，为老百姓消费奠定重要的基础。再有就是市场的开放，医疗、教育等领域引进民间的投入。政府并不能满足这些领域多样化的需要，放开市场，既满足了社会需求，又为扩大内需开辟了一条新路。

　　对于2011年经济的开局，赵晋平还有一个担心。结构调整是一个政策引导的市场过程，有些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增长速度比较快，需要通过政策作用来抑制其增长，从而达到降低污染、减少能源消耗的效果，这就会对增长的动力产生一定的抑制性作用。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地方政府往往会更多关注经济增长而忽视结构调整，近两年结构调整的力度减弱便是例证。

　　从目前看，“十一五”节能降耗的目标能够完成，但是完成得很不容易。由于压力很大，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像拉闸限电这样不正常的现象，采取了一些极端的非市场的方式。在2011年，如何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通过正常的、市场的方式完成节能减排也成为2011年转型的一个难点。□《瞭望》新闻周刊王仁贵 李绍飞

    摘自：新华网